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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发布时间:2008/5/29 10:43:27  所属期数:2008.1    被阅览数:7332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走具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赋予环境保护最重要、最根本的时代重任,是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以人为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是指导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灵魂。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包括自然生态问题、人的精神生态问题,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前提。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文明的进步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经历了由和谐到失衡、再到新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由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这种和谐更多地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敬畏和被动服从,和谐关系的主导因素是自然。到了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上保持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性的不和谐。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人类开始不安于自然的庇护和统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试图改造和改变自然,而这种改造和改变往往伴随着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破坏性。工业文明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极大地提高。这时,人类对自然的理念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利用”变为了“征服”,“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笛卡尔就认为,借助科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但是,令人叹惜的是,由于盲目自大,人类成了破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体,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大规模消耗,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最终造成自然资源迅速枯竭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灾难性恶果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征服自然在给人类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与当初人类征服自然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一巨大的反差使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与观念。革命导师站在了这一思考的前列,从哲学和实践的层面深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黑格尔时指出,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恩格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马克思说过:“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认识迅速升温,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环境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九十年代以后,以《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气候变化国际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

    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大道中生,和而不同。学者们普遍认为,与西方文明的“争”字特质相反,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于一个“和”字。这种“和”的哲理,充分体现在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仁义”思想和佛家的“慈悲”精神之中。而最形象、最生动的表述,则要数“太极图”。在太极图中,阴阳鱼合抱共含,两条鱼的内边结合得天衣无缝,外边则共同构成一个正圆。这个太极图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两个对立面;第二,两个对立面相互包含,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第三,两个对立面协调吻合,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三点内涵中,第三点最为重要,因为从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统一体中,凡是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最终有利于自己;反之,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最终有损于自己。学者把它称为“太极和谐原理”。这个原理,对于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重要。人类本来就是大自然中的一员,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与自然本是一个不可须臾分离的有机整体,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题中之意。整体是基,共处是形,和谐是本。破坏自然就是损害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改善自然就是发展人类自己。

    本质上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过程就是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和谐的重要性是在它受到破坏之后才更加深刻地被人类所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动去扭转和改变造成不和谐的因素,寻求和建立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运动着的矛盾统一体,由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更高层次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规律。今天我们所讲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绝不是要回到原始社会式的和谐,而是要在社会生产力有了飞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寻求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和谐会伴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升华,因此,人与自然和谐的本质是动态的、演变的,追求和谐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过程,是人类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调整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在不断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的同时不断改善自然、完善自然的过程,是一个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当今世界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关键,是端正人的思维,校正人的认识,调整人的发展行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人,既是自然中的普通一员,同时也是自然中的特殊一员,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最终归宿,还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目的在于合理和科学地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然,进而更好地利用自然。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演变到今天,自然已经受到了人类太多的伤害,如果只是一味地坐等大自然的自行修复而不是给自然恢复的机会,就难以从根本上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平衡与和谐。幸运的是,人类认识到不和谐的危险,并开始调整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不仅要严格地保护自然,尽快地恢复自然,更重要、更急迫的是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自然规律去科学地修复自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程中,保护自然是基础,恢复自然是目标,改善自然是关键。那种一切以人类为中心去盲目地“征服”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而那种人类只能服从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事事同样是错误的,是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的认识和实践迈进,才是唯一正确的。

     生态文明是世界新潮流。按照一般推理,生态文明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生态危机的发生和危害首先在那里体现。但是,建设生态文明构想却没在那里诞生。原因在于:一是经典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物质基础,技术和资金优势,使本国的生态危机得到缓解;二是西方工业文明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修正发展错误的能力,但难以自发地转向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巨大的利益诱使着前进的方向;三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西方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

    工业文明从他出现时候起,就因其弊端而成为许多思想家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作出过深刻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人们开始了有意识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人类对生态文明的选择,就是当代人类在探索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下来的。

    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就提出了均衡发展的概念。所谓均衡发展,一是要把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的限度之内,二是要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雏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的独特价值在于:第一,用“可持续发展”这一包容性极强的概念,总结并统一了人们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使它们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二,第一次深刻而全面地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作一个更大课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径。这是一次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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